说东道西

1。

已经有五六年没去过电影院了，记得最后一次去是父母在这儿帮我们带孩子时，是老大还是老二倒是忘记了，看的是“Crouching Tigers Hidden Dragon(卧虎藏龙)”。开始时不去电影院是因为孩子们小，后来是因为孩子们怕电影院里总是放得很大的声音（尤其是新片预告）。再后来开始使用Netflix的服务，只要在其网站上选择自己喜欢的影片或电视剧，Netflix就会把相应的DVD寄到家里。虽然通过这种方式看电影电视剧总比别人晚，但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不用再去忍受新片预告和广告等，而且喜欢的电视剧可以一看好几集，别人辛辛苦苦等一个季节，我们一个礼拜就可以看完，倒也很滋润。所以后来索性连电视也不看了。新闻网上都有，深度分析可以通过报纸或与别人交谈得到，谁还会再去忍受电视上的那些talking heads！ 有一次对电视节目进行评级的Nielsen公司进行电话调查，我说你们找错人了，我们家只有孩子看电视。电话那头的女士仍不放弃，问我愿不愿记录一家人一周内看电视的详情，并以一种据高临下的声音说，“This is very important, you know。” 对谁重要呀？我问了一句后就挂了电话。

2。

Netflix这两年国际影片的选择增加，使我们看到了一些国内的影片。先看了“颐和园”，丈夫不知怎么发现的，说其中有关于你母校生活的部分，但宿舍性生活那部分是我完全不了解的，而且片中虽然说的是我母校，学校大门镜头几次出现都是别校的名字，所以对该片不敢妄加评论。后来看了一部有关一对山西情人在北京生活的影片，片名忘了，只记得女孩子是在京郊类似世界公园的地方工作，结局是悲剧，给人留下的感觉是人们在巨变中的丧失和迷惘。前天晚上看了“苹果”(英文片名：Lost in Beijing), 很有人性的一部小悲喜剧，而且没有装腔作势或让人莫名其妙的地方。英文片名Lost in Beijing 似乎用于这两部电影都很贴切，让我想起了Peter Hessler 描述北京时所说的一句话：In this floating city, I am leading a floating life。

Token有一阵没在我家露面了。

Token是我家老大想象中的朋友(imaginary friend)。我们第一次认识他，是在2005年1月，当时老大四岁半。老大是这样给我们介绍Token的：

“My friend grew up on a dandelion. When he was a baby, he lived in a tree, then somebody cut down the tree, and he fell in a bush. The he jumped into a house, and he tiptoed into my bed.

My friend is 4 years old, just like me. He lives in this telephone. He has a brother and a sister. His parents died. A big storm blew away his house. That’s why he is living in this phone.

His name is Token. You cannot see him, only I can. He whispers so quietly to me because he’s shy. He had a pet, but his pet died. His pet was a dog-fish that swam. The dog-fish had fins instead of legs.

I found him in this barn, and this is his new house. He likes it. He likes to eat pizza bread – pizza with nothing on it. He is a Chinese boy, but he is also an American.”

（我的朋友在一朵蒲公英上长大。他是婴儿时住在树上，后来有人把树砍倒了，他掉到灌木丛里，然后跳到一座房子里，踮着脚尖走到了我的床上。我的朋友和我一样大，四岁。他住在这个电话里。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场大风卷走了他家的房子。所以他现在住在这个电话里。他名叫Token。你看不见他，只有我能。他对我悄悄地说话，因为他害羞。他曾有过一个宠物，但宠物死了。他的宠物是一条能游泳的狗鱼，没有腿，而是有鳍。我是在这个马厩里找到他的，马厩是他的新房子。他很喜欢这个新房子。他喜欢吃比萨面包，就是上面什么都没有的比萨饼。他是个中国男孩，但也是个美国人。）

Token和我们刚认识后，的确很怕生，只偶尔露一露面，发表一两句评论。等老大上了幼儿园后，有一天老师神秘地告诉我，Token今天在学校出现，和老大玩了半天连锁反应类的游戏。从那以后，Token似乎总是在鼓捣什么。我有时看老大一人自言自语，而且动作像是在操纵什么机械时，就知道Token也一定在那里。

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有关Token新闻的日子是去年下半年。老大的好朋友Will也有自己想象中的朋友，名叫Mogo。Mogo是个很神的孩子，今天在夏威夷跳呼拉舞，明天在别人家作恶作剧，后天又买了自己的房子，而且买房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冰箱里塞满了冰激凌，蛋糕等甜食。Token和Mogo对话很多，有时在比赛看谁能讲出最滑稽的笑话，有时会结伴干坏事，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恶作剧俱乐部”，女孩不许加入。Mogo去度假时，Token一个人不是在拆机械，就是在搞发明，发明的东西总是以最复杂的器件和过程去解决一个人们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完成的任务。

Token有一阵没在我家露面了。我想是该写一写Token的时候了。

周末第一次去了我家的农场。

说是我家的，其实是夸张。农场是由包括我家在内的200个家庭投资资助，由一对年轻夫妇 - Eric 和Trish - 经营的。

第一次听说这家农场，是在我的按摩师那里。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和受伤的原因，我总是肩膀和胳膊痛，去按摩几次后，和按摩师闲聊，她说自己是一家绿色(organic)蔬菜农场的会员，每年冬天交会费后，从春到秋，每个礼拜农场都会送菜到我市的一个固定地点，会员们到那里去拿自己的一份。我一向抱怨美国传统食品店的蔬菜不新鲜，而且青菜种类太少，所以听到她讲的这家农场，马上很感兴趣。看了农场的介绍材料，又零散看了些相关文章，我们全家很快也成了这家蔬菜农场的会员。

农场离我家开车约半个小时，座落在一片树林中。据Trish讲，农场所在地是我们这一带当年欧洲移民最早开发地之一。当时的农场占地约80英亩。后来随着美国的工业化，农场被废弃，树林逐渐在原来的土地上生长蔓延。当地市政府几年前把传统农场所在地购买下来进行保护，Eric 和Trish现在租用其中20英亩的土地，用来种植蔬菜。菜地周围的树林中有明确标示的小道，供人们四季散步和欣赏风景之用。我们在农场随处走了走，看到了生菜和sugar snap pea（一种豌豆）的幼苗，还看到了一片草莓地。这儿那儿有一些小型农用机械。一条小溪流过菜地附近的树林，有时发出潺潺之声。

我们的会费每年是550美元。这550美元使我们从6月到10月，连续20个礼拜都能得到一份新鲜蔬菜。农场种植50多种蔬菜和调味草类，每周蔬菜的选择当然随着季节的不同而不同。以下是两个例子：

像我们农场这样的做法，有一个很严肃的名字，叫做“社区支持的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区支持的农业有很多好处，其中最大最明显的自然是消费者能够吃到新鲜和多样化的食品，并对自己食品的供应有更多了解和控制。美国食品店的水果蔬菜来自国内甚至世界很多地方。蔬菜大多来自加州，水果则有可能来自智利。长途运输自然意味着有些农作物在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被采摘，西红柿就是一个例子。我来美国的多年里，几乎忘记了西红柿真正的味道，直到买了房子后，邻居老人给我送来了她菜园里的西红柿。吃到带着充足阳光的西红柿的那种满足，使我再也不能在食品店里买西红柿了。另外。长途运输也意味着食品店里只能卖那些易保存而且大众性的蔬菜水果。像我们这些移民，总是很怀念家乡的菜。我来美国后，一讲到蒜苔总是搀得很，因为很少能吃到。两年前我出差到美国怀俄明州的Jackson Hole市，离开时是周末，市中心的农夫市场正好刚刚开张。我在转悠时看到两位妇女的摊位上有蒜苔，激动得很，连忙买下几磅，从西海岸一直拎回东海岸。这次周末去农场，Eric和Trish正在卖苗圃中的蔬菜苗和一些蔬菜，其中有青蒜，我希望以后会有蒜苔。

社区支持的农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资助当地小农场和经济的发展，使得资金不外流。地方各个小农场之间还建立联系，互相帮助。我们农场的会员在加入时，还可以选择同时成为另外两家农场的成员：一家是果园，为会员提供10个礼拜的苹果和6个礼拜的桃子(100元)，另外一家种花，为会员提供12个星期的新鲜花卉(205元)。这些水果和花卉都随蔬菜同时送到会员领取地点。有些农场在蔬菜之外，还提供鸡蛋，牛奶和奶酪。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小农场的农夫都很精明。每个小农场都有自己的网站以及很好的印刷宣传材料，宣传购买当地生产农产品的种种好处。农场还时不时出简报，向会员报告各种情况，并请人做种花种菜烹调方面的讲座。另外，社区支持的农业并不只限于一个州或地区。我有一次听电台节目，有人讲这已是一种运动。的确如此。据我所知，绿色食品连锁店Whole Foods在每个地区都有专人负责，寻找发现当地的供应商。连传统的食品店现在都开始宣传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真的，谁不喜欢产于当地的新鲜食品呢？

老二的学校在我们市最好的居民区，学校就在一个和周围民居没有两样的房子里。从学校走几步路，就到了很宽的Blackstone街。街边全是各色各样的民房。街道每边两条车道，中间是宽度相当于四五条车道的“街心”。在这个季节，街心粗大的绿树给各色矮小些的花树提供了闹春的背景，丁香等各种灌木也不示弱地散发着芳香。在一片绿草中，一条沙石小路在街心中间蜿蜒着。跑步的，走路的，骑自行车的，带狗遛弯的，推儿童车的，下班后或周末，享受这条街风景的人很多。

今天是近来常见的一个阴阴的天。我在儿子学校附近办完事，离他放学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正好够我在这条街上快走一个来回。我刚刚走到街心，无意中看到嵌在地上的一个手掌大小的铜牌，还似乎看到了“works…等几个字。我已经走过几步了，突然想到什么，转回身仔细看看，小牌子上写着“Built by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1935-1938”。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一个联邦政府部门，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修建了很多公共设施，从而给当时众多饥饿的失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我前一阵在附近开车时，电台上的一个talk show节目就在谈WPA，很多人打电话讲了当地自己所喜欢的由WPA建造的公园，火车站等。没想到我脚下的这条街，也是那个时代的一座纪念碑。

这些想法使得我的脚步放慢了。无意中一侧头，看到了两条短短的石凳。石凳在一个雕像的两侧。雕像是一个裙服被风吹得鼓鼓的妇女。雕像的底座上这样写着：

The wind roars by
I feel it blow and know that
I am free to go.

周末我们附近的一个公共图书馆销售旧书，丈夫带孩子们去了，5块钱买回一大包儿童书，还买了几本中国作家或有关中国的书，其中包括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孩子们整个周末一头扎在书堆里阅读的样子，触发了我一些感受。

美国的新书很贵，包括儿童书，但七年里我们给孩子（也包括我们自己）买了不知多少书，却花钱寥寥，原因就在于公共图书馆的旧书销售。各个公共图书馆都有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图书馆之友”的组织，定期请大家捐赠用过的书籍，录像带/CD/DVD和玩具。这些书籍，音响材料和玩具，加上图书馆准备剔除的图书和其它材料，就构成了图书馆旧书销售的主体。图书馆旧书销售的价格很便宜，很多时候书都是5块或10块一包/箱，或者精装书1块，平装书5毛。有时畅销书刚出来不久，书店里价格还是24.99块时，有些富裕城市/社区的图书馆已有接近全新的几本，当旧书以1到5块的价格出售了。去图书馆旧书销售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你从来不知道自己会淘到什么样的宝。我多年来一直收集西方看中国的书，其中自己很珍视的几本就是这样得来的。我们还这样为孩子们发现了不少优秀的儿童图书。当然，我们看过后不想保留或者孩子们已经不再读的书籍，过一段时间也都又捐给了市里的图书馆，学校或者慈善机构。我先生已在电脑上把一个有关新英格兰各公共图书馆每周旧书销售的公告网站作了书签，每个周末都看一遍。

众多的英语儿童图书中，有很多脍炙人口，代代相传的经典著作。老少皆知的儿童作者和作品的名字很多：Dr.Seuss, Mercer Mayer, Richard Scarry, Eric Carle， Berenstain Bears系列，Curious George系列的作者，由“芝麻街”电视剧派生的书籍等等。孩子们每次到图书馆买旧书，总是直奔自己喜爱的作者。看到家里没有而且自己喜欢的，就放到自己要买的一堆里。我每次看到孩子们专心致志地阅读或津津有味地讨论他们喜欢的书时，总情不自禁问自己所知道的中国经典儿童作品的名字。而每次能想起来的除了《西游记》之外就很寥寥。而《西游记》是给大孩子听和看的。要是想找到适合2-5岁小孩的作品就更难（简单的唐诗宋词？）。我出生在文革期间的乡下，识字倒是很早，但母亲教我识字的是那时无处不在的革命材料。母亲在当时经常召开的政治学习会议上觉得很无聊，便指着文件中简单的字教我识。等我上学了，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那时向往的事情之一就是夜里划玉米（老家的话，即把玉米粒从玉米棒子上剥下来）时，在昏暗的油灯下，听老人讲古。那些古老的故事可能多办是儿童不宜的，但它们是我幼年所唯一能接触到的真正的故事。在美国有了孩子后，当我试图跨越自己文化断层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到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寻找孩子们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时，看到的又似乎总是一张严肃地进行道德说教的脸。

这两年每次回国，都想买点孩子们喜欢的中文书，但每次都因为时间不足，未能如愿。希望现在国内已有一批有才气并了解孩子的作者致力于为婴幼儿创作，使得他们能经常听到或读到他们喜欢的东西，并产生能够代代相传的经典儿童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