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道西

几天前收到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中国专集。我尊重并喜欢的作家Peter Hessler（简介见下）写了专集首尾的两篇文章。将结尾文章中片断草译如下：

“中国工厂城的诞生总是一个模式：开始时几乎每个人都是建筑工人……那些早期的劳工是从乡村迁移来的男人们，小商家们马上就随他们而来。这些先驱者们在非正式的摊位上出售肉类，水果和蔬菜。随后，第一批正式的商店出现，店里的货物都是建筑材料。接着中国移动通讯，中国联通这样的手机公司开了店门，向移民们出售电话卡。在东南部的浙江省，一种很流行的产品叫想家卡。在[工厂城的]这些起始阶段，很少有警察的迹象，政府官员明显不存在。直到工厂开始投产你才能看到很多妇女。流水线的老板们喜欢雇用年轻的女性工人，认为她们更勤劳和好管理。妇女们出现后，服装店也就出现了。一家鞋店迅速在单调的一带工厂中冒出，像破裂的人行道上的一只花朵，让人惊异。[城市发展的]早期，垃圾在街沟堆积着，政府从不急于设立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公共汽车很多个月都不出现，下水道检修孔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盖子，因为怕城市早期移民偷这些金属盖子做废品卖。

有两年时间我经常去浙江，看工厂城从农田上兴起。每次我都租一辆车，顺着连接明天繁荣城市的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行驶。我在这条路上开车六个月后才注意到了表明地方政府的明确迹象。也就在此时，我开始收到超速罚款单，每趟3到4张，每张20美元。这些罚单是由自动照相机做出的，而这些相机常常设在标示限速未经任何警告就神秘地降下来的地方。我在浙江全省各地的工厂城都收到过罚单：在以生产胸罩知名的金华，合成革生产地丽水，以纽扣和拉锁闻名的桥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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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萨诸塞州Lowell市早期工业发展感到惊讶的诗人John Greenleaf Whittier，曾经描述说这座“城市, 像天方夜谭中神妙的宫殿，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今天，像是魔术般地出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则是中国的工厂城市。光是人们的活力 - 无畏的企业家们，动作迅速的建筑商，年轻的移民们 - 就使你瞠目结舌。几乎每人都被过去锤炼得很坚强，每个家庭都清楚地记着毛时代的贫困。与此同时，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近年来都得到了提高，而且常常是巨大的提高。这种过去的挣扎和现在的机会的结合，创造了一个有独特动力的人口。很难想象一个比中国的人民更情愿干活和工作的其它地方。

但是很少中国人花很多时间来思考未来。几十年的政治动荡教给公民们，没有任何东西会永存，这激发了企业家们的无畏，但也使得他们短见……

短期思维 - 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机构- 代表着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口。从有些方面来讲这是一个长处……每年大约有1000万农村人口迁入城市，提供了不断的便宜劳动力供应。

但便宜劳动力并不总是总有益于长远的发展。这里我们值得与Whittier的时代，美国的工业和农业革命时期进行比较。那时最主要的动力反而是劳动力的短缺。美国当时有充足的土地，人口相对很少。任何存了几个月工资的人都可以迁到西部去从事农作。工业人士不得不雇用没有技能的工人，尤其是新移民，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劳动力。对效益的需要， 激发了改变了世界的发明创造：轧棉机，缝纫机，生产流水线，以及美国的标准化和可互换部件的体系等。

中国的工业革命则追随了一条不同的路径。不断的移民，使得节省劳动力的动机很低。竞争很无情，但却不是导致发明创新的那种。大多数工厂不过试图降低生产低利润产品的成本。教育也因为类似低层的追求而受损。中国的学校在基本技能教育上异常成功。据教育部的数据，识字率与1982年的65%相比，现在为90%多。但是保守的课程设置严重依赖死记硬背，高度教育尤其薄弱。下一步就是开发一个不光能以低成本生产便宜产品的人口。

人们本身急切渴望得到更好的培训。在中国工厂城里，早期建筑完工，机器开始响起后，私人教授课程 - 英语课程，打字课程，技术课程等 - 数量激增。在浙江我认识的罗shouyun，刚离开村庄时还是文盲。他有时把收入的1/4都用到下班后的培训。现在他是一个熟练技工，工资收入使他稳当地跻身于中产阶级中。另外一个年青人为了给中东的买主翻译而学会了阿拉伯文。一个上到七年级的流水线工人给我看了他晚上所读的书，书名为《哈佛MBA个人如何在社会中为人处事总卷》。 “我不够成熟，”他解释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需要帮助，而这本书能够指点我。”

他们在几乎没有任何团体机构支持下所取得的成就很让人惊异。这是和19世纪美国的另一个区别。[美国]全国当时的迅速发展也使得访问者很惊讶 ，这些访问者们描述了新城市兴起的各个明显阶段。一般来说，最早的定居者是贸易商，银行家以及律师。在人们尚住在帐篷里时，地方报纸常常就已开始印刷。最早的建筑一般都是法院和教堂，借阅图书馆迅速出现。如果说移民生活的环境很艰苦，人们至少有一些早期的社区和法制感。

但在中国，新城市则完全是工商性的：工厂，建材供应以及手机店铺等等……西方人倾向于关注持不同政见者，新闻检查等引人瞩目的东西， 但实际上损害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是团体机构的缺乏。工人们只能自己管自己，没有独立的工会，没有自由的媒体，也很少有社区组织。仅仅依靠自己的毅力，很多人取得了成功，但由此浪费掉的潜能很大。中国在改革年代解放了自己人口非凡的力量，下一步是学习如何尊重这一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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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中任何人都不应该未经对镜自鉴来批评中国。中国是通过为海外生产消费品而发展起来的，而普通中国人对物质梦想的追求毫不奇怪。批评中国环境问题的美国人，就像一个瘾君子，把过错推在毒贩子身上……”

原文

Peter Hessler: 美国密苏里州人，普林斯顿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96年，他作为和平工作队的一名志愿者到达四川涪陵，在当地一所师范学校教书，并学会了中文，后来依据在涪陵的这段经历写出了River Town一书，在美国备受好评。1999年Hessler回到中国，开始向《大西洋周刊》，《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等撰写有关中国的报道和文章。他过去几年来一直是《纽约人》和《国家地理》杂志的撰稿人。2006年出版Oracle Bones：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我很喜欢读Hessler，因为他对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关注，也因为他对细节的敏感。通过Hessler，我了解了南方工业城市中打工妹的生活，北京胡同的拆迁，移民所引起的一些乡村的近乎消亡等等。依我来看，对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社会大变迁的观察和描述，没有人可以比得过Hessler。